1998年，纪录片导演谭乐水扛着摄像机走进昆明一间狭小民宅。他要拍的对象是一对残疾夫妇——丈夫熊建华，小儿麻痹患者，自幼在地上爬行；妻子陪着他，在自家阳台上撑起了一个照相小摊。这一拍，就是28年。银幕上，熊建华架着双拐穿行在昆明街巷，拍摄他眼中的老城。银幕之外，时间以另一种速度流逝。镜头记录了他从一个在地上爬行的男人，成为残疾人运动会的冠军；记录他们的照相业务从阳台搬到街面，又在手机摄影的冲击下，成为昆明街头最后一家坚守的照相馆。这部名为《最后的照相馆》的纪录片，于7月18日在昆明百里·春秋春城会客厅完成首映。谭乐水、熊建华夫妇，以及20余年间曾被那台老相机定格过的人们，坐满了活动现场的放映厅。
一个人的精神，与一个时代的注脚
熊建华身上有两条线索并行。一条是身体，从爬行到拄拐行走，再到站上残运会举重台，他用20年完成了一次漫长而无声的自我重塑。另一条是照相馆本身，1999年开业，那是胶片时代最后的黄金期。快门按下，等待冲洗，一张照片需要在暗房里经过显影、停显、定影、水洗、烘干，才能交到顾客手中。整个过程以小时计算，但每个人拿到照片时，脸上都有一种郑重的满意。到了2024年，手机一秒钟能拍10张，修图软件一键换脸，打印设备遍布社区便利店。照相馆存在的意义被瞬间抽空。昆明街上，一家接一家的照相馆关了门，熊建华的照相馆却还在营业。不是因为他不懂市场，而是因为还有人来找他拍照——拍证件照的老人、拍全家福的家庭、乡村长者。他为上千名乡村老人免费拍照，很多人一生中第一次、也是最后一次面对镜头。这一条线索映照出的，是一个行业的退场，也是一种认真对待“被看见”这件事的态度，正在从日常生活中消失。
熊建华
熊建华为老人拍摄肖像照
一个人的故事，更是一座城的变迁
谭乐水此前的作品，大多聚焦云南少数民族与村寨的变迁。他用镜头记录过许多行将消失的语言、仪式、建筑和生产方式。《最后的照相馆》延续了同一套方法论——长期跟踪，克制记录，不做价值判断——但把目光从村寨收回到城市。昆明在这28年里经历了什么，影片没有任何旁白交代，但镜头已经给出了答案。1998年的昆明街景出现在片头：街道没有现在宽，路面上跑的是黑压压的自行车，人们骑车穿行，后座夹着公文包或者菜篮子。街边店铺的玻璃门上，还保留着手写的美术字——“照相”“冲印”。人们的穿着也有明显特征，男士多穿衬衫或西装外套，女士则是套装裙。熊建华拄着双拐走过的街巷，画面里那些开开关关的店铺招牌，照相馆背景布从绒布换到数码喷绘，再到最后只剩下素色背景，都是答案。城市变迁很少以轰然倒塌的方式发生，它往往是从一些细微处开始：一条街的业态变了，一家店的灯光暗了，一种手艺没人学了。谭乐水把镜头对准了一个“正在消失”的行业，对准了一个“本不该站起来”的人，却在两者之间找到了同一种张力——面对时代潮水，个体如何选择自己的姿态。
《最后的照相馆》影片截图（选二）
最后的，不是结束
《最后的照相馆》片名里的“最后”二字，并不意味着终结。它更像一个路标，标记着一种手艺人式的、缓慢的、郑重的影像生产方式，曾经存在过，现在仍在某个角落继续。
映后交流现场 高彬彬 摄
首映当天的交流环节，有许多不同的声音。作曲家刘晓耕说：“熊建华不是残疾人，一个人能用这样的方式活着，用这样的力量感染那么多人，他比大多数健全人都要完整。这部纪录片让我们看见，昆明这座城市里，还有人在做这样的事，还有人在用一生的时间做一件事。”随后上台的是几位20多年前在熊建华镜头前出现过的女孩，如今有的已经做了母亲，她们各自带着当年的照片上来分享心得。其中，有人分享了熊建华曾为乡村老人拍公益照片的一个小故事。“当时熊老师为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拍肖像照，由于对方眼睛缺乏神韵，熊老师就用PS技术把眼睛进行修复。给一个看不见的人，补上了她在照片里本该有的样子。一个开照相馆的人，修的不只是底片，也是人对自己的那一点念想。”谭乐水的一位学生说，“看完这部影片，最深的感触就是‘我们都在竭尽全力，过着平凡的一生’。”来自不同身份、不同年代的人以各自的认知与理解，拼出了《最后的照相馆》的完整样貌——它拍的是一个人，但这个人身上叠着很多人的记忆；它拍的是照相馆，但照相馆的门口是昆明28年来的街道变化；它拍的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行业，而消失本身，恰恰让坚持留下来的人显得更耀眼。高彬彬